老阉奴阉虫年葬身于此(本博客有此老贼的奴才指数)    复制

　老阉奴颠倒黑白，制造民族矛盾，恶贯满盈，终不得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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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阉虫年看见一群流氓侵略别人的土地,杀了很多人,最后这群流氓因为恶贯满盈而落得个乞丐的地步,而他却为他们当年的野兽行为叫好,为他们最后成为乞丐大声叫屈,并希望他们是他的亲爹.

(奴才指数:☆☆☆☆☆☆☆☆☆☆9.2)

2)阉虫年看见一个人和一个饿狗相遇,由于没有武器,人和狗打斗中被咬伤,他大声为狗叫好,说人打不过狗,所以人不如狗,并幻想这条狗是他的祖宗，他的身上流着狗的血．(奴才指数:☆☆☆☆☆☆☆☆☆☆9.3) 

3)阉虫年像狗一样,认为只要自己到过的地方,在那地方的电线杆上撒一泡尿,再咬两口那地方的人,那地方就属于他的了,所以整天在叫唤,以为整个城市的电线杆就是他的,甚至整个城市都是他的,他的地盘世界第一.

(奴才指数:☆☆☆☆☆☆☆☆☆☆9.5)

4)阉虫年为了满足自己的奴才梦想,硬要说大家的观点和他是一致的,其实无论是在中国北方也好,南方也好,东部也好，西部也好,他到哪出现别人都要棒打他个狗奴才,他却还说,别打别打,这是专家说的.

(奴才指数:☆☆☆☆☆☆☆☆☆☆9.7) 

5)阉虫年极尽奴性,组成什么奴才研究会什么的,创作奴才宣传作品，从主子那里领赏,不知廉耻．

(奴才指数:☆☆☆☆☆☆☆☆☆☆9.8)

6)阉虫年生怕别人不做奴才将来驱逐他,所以极力打击有血性和良知的人.

(奴才指数:☆☆☆☆☆☆☆☆☆☆9.9) 

7)阉虫年一生致力于奴才这一份事业,并随时做好由这个主子腿下转到那个主子腿下的准备.

(奴才指数:☆☆☆☆☆☆☆☆☆☆:10)

 文章提交者：j8 加贴在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由几个例子再看史料对“张献忠屠蜀”的记载

　　

例1：以讹传讹，以假充真

　　

　　“年十五以上杀之，各路汇集所杀卫军75万，新军23万六千，家口32万。”(《蜀乱》）”

　　　　

　　单看这一段文字，连几万几千人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似乎言之凿凿，颇值参考。但是且慢，这段记载实际是传抄自《后鉴录》：“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

　　

　　那么，作为原始记载的《后鉴录》是否可信呢？就是在上面这段数字所在的同一段文字里，仅作者所列举出的被张献忠杀死的四川人，加起来总共就达69900万，也就是约7亿人。---- 我想这就不必再辩下去了，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的人口才310万，即使四川人口真被张献忠杀光了，后来与清军斗争了十年以上的都是孤魂野鬼，那《后鉴录》的数字也最少夸大了200倍以上！也就是说，最保守的估计，也把杀100人说成是杀2万人。

　　

　　如果完整地看了《后鉴录》，谁都能看出它提供的数字不可信，但是，当它被《蜀乱》剔除明显不合理的部份而部份引用之后，却成了某些论者眼中“言之凿凿”的信史了！

　　　　

例2：相互矛盾的记载

　　

　　或者，我们恰恰可以这样说：正因为现存各种史料大都指责张献忠的“嗜杀”，故而这些史料也就都不可能故意美化张献忠，换言之，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对张献忠有利的史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如果彼此出现矛盾，那么对张献忠有利的那一种说法基本上应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除非有故意美化张献忠用谎言为其开脱的理由)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从这些对张献忠大肆鞭挞的史料中将对张有利的史料找出来，再一一去对照历次所谓“大屠杀”记载，会发现几乎每次“大屠杀”的记载都可以找到反证。

　　　　

　　例如所谓的“屠重庆”，《纪事略》说“合城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锆锋刃”，《蜀乱》说“尽屠其城”，说张把重庆的人杀光了。但《续绥寇纪略》却记载说“。。。。。。初欲屠重庆，因是矣止。”而从《绥寇纪略》《怀陵流寇始录》的记载看张献忠所杀则大都是明朝大臣和宗室。

　　　　

　　又如所谓屠成都，很多记载说张把成都人杀绝了，《明史》更明确指出地点“坑成都民于中园”。但相反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如《蜀难叙略》说“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就是说把发给的大顺钱币挂在脖子上表示顺从新朝就可以不杀。《续绥寇纪略》则说“尽驱城中士民于中园，将屠之，忽见一物如龙尾下垂，贼惧，又以其党汪兆龄言，乃止。”

　　　　

　　再如所谓青羊宫杀儒生(士子)，有些记载说是张献忠无理由的嗜杀，也有不少记载说张献忠发现有士子暗通李自成便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然而上引诬蔑张献忠在重庆屠2，3百万人(四川总共才三百多万人口)的《纪事略》记载此事经过时却说“诸生寓此(青羊宫)。。。。(鬼离)魅现形。。。。。。从梦中惊醒，金金甲人无数。。。。。。皆裸体乱窜，众贼一时大哗，皆云秀才造反，持戟乱搠，黑夜之中，不辨民兵，相互践踏，死者近千，于是监者稍疏，诸生乘势奔出宫门者数百人。”这个记载中把“诸生”的趁夜突出青羊宫说成是因为看到“)(鬼离)魅现形”“金甲人无数”，谁都知道荒诞无稽，如果剔除这一显然属于捏造的幻象外，事件过程与事后大西军刑部尚书向张献忠所奏的“诸生伙谋不轨，杀监守之兵奔逃”并无大异。因为青羊宫中人趁夜突然冲击青羊宫守军，守军被迫反击，黑夜之中相互践踏，以致士子和士兵均有伤亡，而士子还有数百人冲出。张献忠所杀的是拒不为大西效命，而且强行闯出宫门的“诸生”，这件事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张献忠杀的是反对他的人，而不是随意滥杀，甚至为杀人而杀人，在这一事件中却是显然的。

　　　　

例3：洋人的记载

　　

　　洋人的记载，是否就一定可信？我们不妨问一句，去过美国的中国人写的有关美国的文字就都可信吗？---- 甄别史料时考虑作者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政治立场并不是可能影响史料可信度的唯一因素。

　　

　　洋人或许未必是故意诬蔑张献忠，但如果他对张献忠有恶感(不能否认张献忠的草莽作风的确可能令很多人产生恶感，尤其是以文明布道者自居的洋人)，能排除偏听偏信的可能吗？要知道，张献忠在四川总共3年，他死于1646年，而《圣教入川记》记载的四川平定时间是1681年，已经是康熙24年，在张献忠身后这35年中，忠于明朝的文人或是为清廷效力的笔手随时都可以散布有关张的诬蔑之词，听上35年的话耳朵都可以听出茧子来了！“七杀碑”不久是最好的例子吗？

　　　　

　　举例言之，《圣教入川记》说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张献忠离开成都时还有７００人。到他临死时只有２５人”，张战死于西充，据《蜀难纪略》记载，当时随行者“尚有一百三十万人”，《续编绥寇纪略》说“尚有五六十万”，我们姑且按少的算，即五十万吧。如果说他死时只有25名官员剩下，而我们即使假定这25名官员不包括将领，而且都是平行级别，那每个官员就要直接管理2万人，这可能吗？有任何一个政权，基层组织能以2人为单位，以下不设官吏的吗？

　　　　

　　再请看《圣教入川记》本身这一段记载：

　　

　　“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旗人权下者，逃亡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1660年间，川省稍定。。。。。。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至1681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遭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之后，地广人稀。”

　　　　

　　张献忠死于1646年，距离1681年有35年，而四川人口统计的最低点是在康熙24年即1685年，换言之，外省向四川大范围移民是那以后的事。那么，这35年间和旗兵作战的，或是遭吴三桂军蹂躏的，或被迫为其提供物资的，难道都是鬼魂吗？

　　

　　

　　例4：文物的声音

　　

　　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落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低点，死了这么多人，总有人要来负责的。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对四川人口骤减负主要历史责任的当然不可能是“我大清”。与其说流传下来的关于“四川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在口径上大同小异，毋宁说是因为它们的口径符合统治者的要求才得以流传下来，才更接近实际的因果吧！----像《扬州十日记》那种能流传到国外保存至今的原始史料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考古发现有时可能成为文字史料的重大补充，一次考古中的重要发现可能提供几百份史料和无数口碑都不曾保留下来的真相。

　　

　　“七杀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南乡子 《四川大屠杀是谁干的》)

　　

　　再看另一个例子。

　　

　　乾隆七年，四川省梓潼县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就是官府发现存有民众私立张献忠塑像，而且一直有人私下祷祝，香火颇盛。考古出土的《除毁贼像碑记》与文献《梓潼县志》中收入的当时梓州知州撰写的《毁张献忠遗像》记相互印证，可以证实此事千真万确。试问，如果张献忠是那样一个百世不遇的杀人魔王，在他死后94年后，在“我大清”统治已经历经了“康雍乾”时代后，四川还有民众胆敢私下为他立像祭祀，而且该像被毁后，民众还易地重建塑像，在其后近百年时间里，还“假借神会，聚集谒之，求伊冥佑”，这不是咄咄怪事吗？！

　　　　

　　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很多人，这是事实，但把他描绘成一个嗜杀无度的恶魔的那些记载，却是充满了矛盾和漏洞的。

　　

　　战乱年代，直接死于刀兵的人口往往只占死亡人口的一小部份，而战乱持续时间越长，间接人口损失率就越高。四川由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战略，其间接人口损失自然很大，其人口损失因直接杀戮以外原因造成的占多数(饥饿，疾病，流亡。。。顾诚先生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根据史料记载提出了八种原因)，假定为六成，而在剩下的四成中，窃以为张献忠杀人的比例不高于他在四川的时间占四川平定所需总时间的比例。张在川建立大西政权3年，清兵在四川平定反抗用了10年，吴三桂叛乱导致的战争为15年，因此张杀人的比例是杀戮造成的人口总数的大约十分之一，也就是全部四川人口损失的百分之四。如果四川总人口损失为300万，那么张直接所杀之人为有十二万，考虑到中间有9年的安定时间，人口恢复了不少，实际应该更高一些，可能有15万。(这当终也包括战争中的死亡)

　　　　

《扬州十日》大家都相信了吧？但是你在满清历史上能找到这段历史的记录吗？肯定找不到。《扬州十日》还是清末革命军从日本带回来的。

　　张献忠是个农民起义领袖，起义领袖靠什么打天下？当然要靠民意，如果他是满清历史所描述的那样是残暴变态的屠夫，他连组织十个人武装的能力都不可能有。

屠川杀人最多的主犯因是满清，到1681年满清“湖广填四川“时，四川仅余40余万人。

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其间，乾隆初曾遭地方官毁像，并刻碑文《除毁贼像碑记》，恰恰成为当年人民曾为塑像之反证，其后，又重饰献忠像 ，复经官方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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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张献忠屠尽川人，怎么会有当地人为他立庙。

历史观点是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到8万，

明末四川原本300万人，张献忠死后十六年四川达到了人口最低点8万人,

难道这都是张献忠的鬼魂杀的吗？

四川大屠杀是清兵杀的是张献忠的十倍，但是经过满清270年的统治与修书，四川大屠杀便成为张献忠干的了。谎言说了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

 最近看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觉得有点意思，摘录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我常听见有人为清朝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至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 

　　　　 

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文革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记得鲁迅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叫过屈，说秦始皇虽然烧书，但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是保留的，而且也有容纳博采别国思想的气量，所针对的仅仅是一披泥古不化的儒生和骗人的方士而已，所以和德国纳粹的焚书是有本质区别。 

　　　　 

至于文革，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相反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http://www.6park.com/

　　 　　 

清朝的禁书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明明是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那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敏感程度似乎已经有些神经器质性病变的征兆了。 http://www.6park.com/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取几个字，看看以这几个字开头的，有哪些书是被满清禁毁的。 

　　　　

先看个“经”字，禁毁名单有《经锄堂集》《经话甲编》《经济考》《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史辨略》《经史辩体》《经史镜》《经史提纲》《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文新编》《经世文新编序》《经世要略》《经武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这些书被禁毁的原因，有些我也看不太明白，比如《经锄堂集》介绍里说是清叶奕苞纂写，而这个叶奕苞“博雅，擅诗歌，能画，康熙年间荐试鸿博，有《金石补录》等著作”，从这个介绍来看，似乎应该是清庭的一个好奴才，好帮闲，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本书“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中”，莫名其妙。 

　　　　

至于《经济考》则被禁的原因都没有介绍，就交代说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 

　　　　

《经济类考约编》则总算交代了被禁的原因，“此书因‘内有龚定孳序’，而为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龚定孳是谁？他做了一个序，一本书就被禁毁。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全都是明朝的人写的书，对于谈明色变的满清来说，这些书被禁毁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http://www.6park.com/

 

2 由满清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一）

 

再看看“军”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少，只有三本，两本是同名的书，都叫《军器图说》，另一本是《军中遗稿》，都是明代人的作品。第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根据介绍，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另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代朱铮撰写，被收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全毁书目内 http://www.6park.com/

　　　　

我们最后不妨再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字“明”，以这个字打头的禁毁书籍太多，故只列名单。下面就是了：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http://www.6park.com/

 

我数了一下，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 

　　　　

因为好奇去看了《明宣宗宝训》禁毁情况的介绍，摘录如下“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检查红本办应销毁书籍总档载，此书‘系宣德宝训，查从前明代实录宝训已经奏明销毁，此册仍应销毁’” 

　　　　

《明杂录（佚名）》的情况似乎更有趣味，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人，自己在书的序里就已经战战兢兢的说“后编所载之事皆出自……等书，并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篇，以自附于蒙瞽之义也，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也就是说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低三下四的承认因为没有经过清朝的颁定，所以不能尽信，等到史馆告成，这本书就可以象破碗一样扔掉了。 

　　

清廷的统治者也终于没有辜负这个作者的期望，这本书“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禁毁” 

 

3 由满清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一）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就是被禁毁的关于明朝书籍的全部，去看以“皇”字打头的禁毁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以“皇明”开头的书：《皇明……》，从《皇明从信录》一直到《皇明奏疏类抄》又是几十种书，清廷的统治者对“明”字的敏感和　　畏惧真是到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书名中直接出现“明”字的禁毁书籍有这么多，至于名字当中没有“明”，而内容和明有关的禁毁书籍就更是不知其数了，比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还有以“甲申”开头的一系列书也都在禁毁之列。还有《朝鲜征倭纪略》讲述的大抵是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情，和满清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还是被禁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检查红本处应销毁书籍总档续办第六次应毁书目中列入此书”。 http://www.6park.com/

 

不过看了开头摘引的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列出来的禁毁书籍名单还只是被满清统治下被消灭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是冰山一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书毕竟都留下了名字，尽管有很大部分的禁毁书籍彻底消失灭绝，但还有一部分是逃过了满清罗网，甚至因为在名单之上，反而被刻意搜求保存，留存至今。相比之下，倒是更大部分的书籍干脆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直接在清廷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下，被藏书者安全起见而销毁了，就如王芑孙所说的这种情况“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拉杂烧之”就是这些书的命运了！ 少数书籍，比如《天工开物》，不在满清禁毁书籍的名单之中，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从中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最后却从外国如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找了回来，这是很幸运的。更大部分的书，恐怕就没有这么运气。　　 http://www.6park.com/

 

满清治下藏书者这种“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便拿乾隆制造的百多起文字狱中的一个作为例子，就能明白清朝文字狱究竟恐怖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己把书烧了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爪牙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估计这两人看见有人告发，就赶紧把书烧掉了，以为把书烧掉就总没有事情了，可惜是天真的一相情愿），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就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也不知道乾隆和他的爪牙所谓的天良天理是什么，是汉人被他们入关的祖先屠杀了，残害了，还要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口无怨言么？他们的屠杀蹂躏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施与被屠杀者被残害者身上天大的恩德，如今不知报恩，反而要痛心垂泪，那自然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了）。罪名既然已经落实，那么剩下的就是判决了，怎么判决的呢？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http://www.6park.com/

 

一个本来活的停滋润的家族，仅仅因为收藏了曾祖父和祖父的诗集，结果就导致了家破人亡，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为奴的为奴的下场，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满清自己的档案把自己凶虐残暴到顶点的作为记录下来，谁又能相信这是事实？设想一下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明代而是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他书中的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就足够他凌迟一百次了，不光他自己凌迟，他的家人，他的子孙都要被斩首。幸亏吴承恩是活在明代。 http://www.6park.com/

 

但我们也不能不叹服清廷这种极端高压残暴黑暗严密的恐怖统治也确实是收到了奇效。不仅历史被他们尽情掩盖篡改歪曲，制造了百多起类似文字狱，屠杀平民数量级在千万以上的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竟然被吹捧成为圣慈无比的仁君明主，甚至清亡之后将近百年，还有人对这种盛世明君的谎言深信不疑。 http://www.6park.com/

 

我一直以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象满清一样把恐怖的威力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推到如此极端如此疯狂但又如此成功的地步。 

　　

对清廷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得不得民心的问题，他们有把所有人都彻底屠杀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残暴，反抗意志再坚决的人，最后除了屈服认输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口，除了颂圣，就不敢发出别的声音的效果。当屠刀淫威下强迫的颂圣成了惯性的时候，慈君圣主的形象也就被牢固树立起来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存在也就无可质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这谎言重复了不止一千遍，而是在屠刀的淫威下全国上下上亿人口重复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外来更强大的暴力打碎了满清刻意制造的盛世谎言，露出了蒙在歌功颂德外皮下面的真相，那恐怕所谓康乾盛世还会变成康乾嘉道盛世，这恐怕也不会令人意外。 

 

 

 

　　对于清初的岭南历史发展来说，平南王尚可喜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尚可喜，字元吉，号 震阳，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原籍山西洪洞，后徙辽左海州卫，为明辽东广鹿岛副将。 天聪八年(1634)，因受东江总兵沈世魁之加害而被迫降后金。后伐朝鲜，击李自成，至顺治六 年(1649)五月改封平南王，受命征广东。从1650年入驻广州到1876年病逝，尚氏控制岭南政 坛20余年。作为清朝的降将，他一方面执行着满人统一中国的使命，忠于职守;另一方面，特殊 的“故明情结”，又使他在战争中对旧王朝遗民的屠杀，怀有几乎令人无法置信的触痛和负罪感。 

　　

　　尚可喜是清初册封的重要藩王之一。对清王朝的建立，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学术界 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却较少涉及。这大概与史料的相对不足，有一定的关系。1959年由中华书 局出版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仅有三处提及了尚可喜。20世纪50年代，台湾楚公 先生在文章中讲述了“三藩之乱”中的尚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灾难(楚公:《檀度庵吊古》， 《中央日报》(台湾)，1959:2:2-7:)，也引用了一定的地方史料。90年刘凤云女士著《清代三 藩研究》一书，对该人物也有提及，认为“尚可喜矢志报国、忠于朝廷的明朗态度，不能不使人感 动。”(刘风云:《清代三藩研究》第20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90年代后期， 蔡鸿生先生在《清初岭南佛门事略》一书中，也进行了一些有关人物方面的研究，认为“尚可喜 佞佛”。(蔡鸿生:《清初岭南佛门事略》第32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伴随着 近年来—些地方史料的日渐增多，特别是其本人亲笔信的公诸于世，对于该人物的研究，可以进 一步深入。本文选择从心理分析入手，有利于与当时社会的诸多现象发生联系，也便于为清初 历史研究，提供有用的参照。 

　　

　　尚可喜被册封为平南王，发生于顺治六年，即1649年，此后，便受命带领清兵南征广东。次 年二月，清军攻至广州城下，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围城攻坚。至十一月，广州城破。随即就发生 了对岭南历史发展和对尚可喜本人来说都影响深远的大屠杀事件—— —广州“庚寅之劫”。 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兵民万余”，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 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台湾明文书局，1986年版)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 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六十余万人。 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 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这场劫难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也为我们考察平南王 的心态变化，提供了参照。 

　　

　　近年来翻译出版的一些外籍人的笔记，也涉及到了这次屠城的一些基本史料，在此引出。 当时在华的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写有《鞑靼战纪》一书，对广州屠城的惨烈状，记述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 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但鞑靼人饶恕了一些炮手以 保留技术为自己服务，又饶恕了一些强壮的男人，为他们运送从城里抢到的东西。最后，在12 月6日发出布告，禁止烧杀抢掠。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 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 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 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这些当时在粤的外籍人的记述，更可能是依据自己的真实观 察，记述了广州城发生的事。均表明，震慑反叛(1646年清兵已经首次攻陷广州)的屠城行动持 续了一段时间。 

 

 　　岁月的泪水可以冲洗斑斑血迹，却冲不走弯刀下的罪恶和惨呼的冤魂.... 

　　

　　在岳飞被否定的辫子戏时代，汉奸神社必然开张(出卖祖宗的汉奸奴才尚贼可喜在广州犯下滔天大罪！对广州进行了十二天的疯狂大屠杀，至少70万无辜百姓遇难)尚可喜纪念馆开张，电视剧〈大清尚王〉筹划开拍有感。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300多年前那不堪回首的17世纪，甲申国难,苦难的中华大地在老鬼子、二鬼子(汉奸)的屠刀下辗转、呻吟；但这段大悲剧的黑暗时代，如今竟然被最丑陋的辫子戏企图篡改成通古斯“猪尾天使”下凡、建设鞑清共荣圈的“盛世”！多少青年被蒙蔽？多少同胞认贼作父？ 

　　

　　血与泪、火与烟交织的17世纪的多数年份，都被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而公元1650年(华夏历庚寅年)，我们尤其不能忘记；这一年的冬天，汉奸魔头尚可喜、耿继茂作为清军的走狗，根据主子的屠城命令，率领乌真超哈-镶蓝旗的鞑清国汉奸伪军，对繁华的中国名城广州进行十二日疯狂屠城，惨绝人寰的程度相当于“扬州十日”，远远超过了倭人的南京大屠杀。[注解：《顺治实录》记载伪清屠城令：“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军屠城布告：“谕南朝官绅军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史稿》:"国语谓汉军“乌真超哈”"，哪国的国语把“汉军”叫做“乌真超哈”？当然不是汉语，而是满语] 

　　

　　《剑桥中国明代史》“1650年秋末，清军突破明朝在广东和广西的防御。11月24日(公历)，尚可喜终于攻克广州，他使这座城市(它顽强地坚持了八个半月)遭受一次可怕的大屠杀。”而满清立场的《四王合传》、《清史稿》都说“围合十阅月”，是指围城日期跨了10个月份。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率清军南征岭峤，史称"两王入粤"。在两王平定粤地的过程中，尚可喜对羊城进行了残暴的屠戮和劫掠。... 

　　

　　广州孤城在血与火中巍然屹立殊死抗争，这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清斗争最久最激烈的战斗，当时人戴耘野《行在阳秋》记载了广州市全民抵抗的英勇情形： 

　　

　　“城中人亦撄城自守，男子上城，妇女馈饷(送饭)。清兵环围城外...”查继佐《罪惟录》： 北师两王攻广州不遗力 ， 杜永和督守勤 ； 副将张月总陆兵、吴文敏统水师